美國總統的政權交替向來不僅是政治舞台上的焦點，更是全球金融市場觀望的風向球。隨著川普已於 1 月 20 日重新進入白宮，市場在他正式上任前夕便已對未來政策走向展現劇烈反應：美股標普 500 指數飆升至 6,000 點、美國公債殖利率上漲至 4.6%，以及美元指數逼近 110 大關。這些市場波動既反映了對新政策的不確定性，也展現了川普在國內外重大議題上所帶來的深遠影響。
回顧歷屆總統的執政時期，從經濟改革到地緣政治衝突，甚至全球性危機，總統的應對策略始終深刻影響全球投資人的信心與金融市場的走勢。以下將依序介紹近幾位美國總統的重要政策與市場表現，並探討其對整體經濟與金融市場的影響：
比爾·柯林頓 Bill Clinton：從赤字逆轉到網路狂潮的繁榮年代
比爾·柯林頓（Bill Clinton）在任職初期於1994年正式生效了「北美自由貿易協定」，使美國、加拿大以及墨西哥成為全球範圍最大的自由貿易區。在財政改革上，面對前總統老布希留下的2000億美元財政赤字，柯林頓採取減少政府支出與提高稅收等措施，使美國成功從財政赤字轉向財政盈餘。
此外，在網路科技產業蓬勃發展的幫助下，柯林頓執政期間經濟發展繁榮。在任期結束前，美國經濟連續成長112個月，失業率更是從7.8%高峰回落至3.9%，通膨也穩定控制在2~3%之內，而股市行情也是一路高漲，以科技股為主的納斯達克指數更是從執政初期的400點左右飆升至5000多點。
然而，柯林頓的執政生涯並非一路風順，在1995-1996年期間，由於民主共和兩黨在預算規劃上出現爭議，導致政府停擺21天，並創下聯邦政府停擺的最久紀錄。此外，「拉鍊門」事件也差點讓柯林頓遭到眾議院彈劾。更重要的是，網路產業發展的狂熱化也為日後的「網際網路泡沫」（Dot-com Bubble）埋下隱憂，並最終在 2000 年初逐漸顯現，而納斯達克指數也在他卸任時幾乎快要腰斬至2700點左右。
喬治·布希 George Bush：反恐戰爭與金融海嘯的動盪時代
布希上任初期，就面臨了 2001 年的「網路泡沫破裂」和「911恐怖攻擊」事件。為了應對經濟衰退和失業狀況加劇，布希分別在 2001 和 2003 年推行 13,500 和 3,500 億美元的減稅方案來提振景氣，並在聯準會連續 11 次降息的共同作用下，成功促使美國經濟走向復甦，S&P 500 指數也得以回升至約 1,500 點的水準。
然而好景不長，隨著經濟復甦所帶來通膨過熱，聯準會在 2004 年至 2006 年間逐步升息以抑制潛在通膨，房貸市場的寬鬆環境逐漸收緊，次級房貸問題於 2007 年後加速浮現，最終於 2007 - 2008 年引發全球金融危機。多家大型金融機構接連倒閉或陷入流動性困境，儘管聯準會急轉彎重啟降息，並開啟無限量QE，也難以及時挽回市場恐慌，S&P 500 指數一度大幅下挫至 800 點以下。雖然布希政府在任期末與國會合作，推出包括 TARP（不良資產紓困計畫）在內的金融紓困措施，但美國經濟仍深陷衰退泥淖。
巴拉克·歐巴馬 Barack Obama：次貸餘波與金融改革的復興之路
歐巴馬上任之初，正值次貸危機的餘波蕩漾之際，經濟低迷、失業率居高不下。歐巴馬於2009 年2月迅速推動「美國復甦與再投資法案」，該法案總額達7,870億美元，包括2,860億美元的個人和企業減稅措施，以及5,000多億美元的政府開支計劃以刺激經濟成長。而為了防犯類似危機再次發生，歐巴馬政府也於2010年7月推動金融改革的「Dodd-Frank 法案」，以加強金融體系統對系統性風險的緩衝力。
在歐巴馬執政期間，美國經濟在長期低利率、QE2、QE3以及財政政策的共同幫助下逐步復甦，失業率從約 10% 高峰持續下降至 4–5% 左右，通膨也維持在相對可控的區間。S&P 500 自 2009 年初谷底的 700 多點一路反彈，並在 2013 年之後不斷創高。與此同時，聯準會也在2015年12月啟動近10年以來的首次升息，並終止了長達7年的零利率。
至歐巴馬卸任時，S&P 500 突破 2,200 點，標誌著長達數年的牛市。儘管國會兩黨在預算與政府支出問題上仍偶有紛爭，但整體經濟表現相對穩定，並為下一任總統留下了持續成長的基礎。
唐納·川普 Donald Trump：減稅、貿易戰與疫情交織下的市場博弈
川普在任職初期，於2017年末推動了「減稅與就業法案」（Tax Cuts and Jobs Act, TCJA），，試圖透過降低企業（35%降至21%）及個人稅負來刺激經濟成長，而該法案也創下自1986年來最大的稅制改革。與此同時，「美國優先」的保護主義也使川普對中國、歐盟等主要貿易夥伴施加關稅，並與加拿大和墨西哥重新談判北美自由貿易協定（NAFTA），最終促成「美墨加協定」的簽署。
這段期間，聯準會為抑制潛在通膨，逐步提高基準利率，並開始縮減資產負債表。儘管如此，美國經濟仍在中美貿易戰持續的狀況下以2~3%的速度溫和成長，通膨與失業率也維持在穩定安全的區間，使美國 S&P 500 在 2019 年間不斷上漲至 3,200多點。
直到 2020 年初，COVID-19 在全球大流行並衝擊全球經濟，美國失業率從原先3.5%的低點一下飆升至14.8%，而這導致全球股市在 3 月經歷了極為劇烈的跌勢，S&P 500 大幅下挫至 2,200 點上下。而川普政府與國會緊急通過大規模紓困方案（如 CARES Act），聯準會也在2020年4月快速重返 0 利率，才使股市得以在貨幣與財政雙重刺激下迅速得到反彈。直到了川普卸任前，S&P 500 再度衝高至約 3,700 點左右。
喬·拜登 Joe Biden：後疫情復甦與通膨挑戰的治理新篇
拜登上任時，美國正處於後疫情時代的復甦關鍵期，疫苗普及率逐步提升，但經濟與民生仍受疫情影響。為了加速經濟重啟，他推動「美國救援計畫」（American Rescue Plan），提供個人補貼、失業救濟及企業貸款等多重措施，並加強公共衛生體系建設。與此同時。拜登也推動「基礎設施投資和就業法案」，改善國內基礎設施並創造就業機會。
而聯準會在拜登上任初期仍維持疫情期間的寬鬆立場，基準利率接近 0%，並持續進行大規模量化寬鬆。這些財政與貨幣刺激措施促使美國經濟於 2021 年上半呈現強勁反彈，S&P 500 也自 3,700 點左右一路攀升，至 2021 年底曾一度突破 4,700 點。
然而，隨著市場需求回升、供應鏈瓶頸以及全球原物料價格上漲，通貨膨脹於2021年下半年顯著攀升。為抑制通脹過熱，聯準會自2021年底開始縮減購債規模，並於2022年啟動縮表以及升息週期。拜登政府亦簽署了「降低通膨法案」（Inflation Reduction Act），以緩解物價上漲壓力。受此影響，市場對停滯性通膨以及經濟衰退的擔憂加劇，導致S&P 500指數回落至約3,700點。
在聯準會持續升息至限制性利率並實施量化緊縮（QT）的背景下，核心通膨自2022年的6%高峰逐漸回落至2023年的4%多，供需失衡狀況也逐漸好轉。儘管限制性利率環境抑制了市場需求，但疫情期間所創造的財富效應使美國消費者支出保持強勁，進一步增強了市場對美國經濟「軟著陸」的信心。同時，生成式人工智慧（AI）於2023年的爆發也推動S&P 500指數回升至升息前的4,700點以上。
進入2024年，市場和勞動需求在限制性利率的影響下逐漸趨緩，但市場仍對「軟著陸」保持樂觀。S&P 500指數在AI相關股票的強勁表現下，繼續上升至約5,600點。儘管年中勞動市場數據的降溫使市場情緒轉向悲觀，聯準會於9月啟動降息，但數月後的經濟數據顯示勞動市場依舊健康，消費仍具韌性，市場再次回歸樂觀，S&P 500指數更於年底前突破6,000點。
整體而言，自 1990 年代以來美國總統在經濟政策、財政與貨幣手段、貿易策略等各方面的決策，都深刻影響全球金融市場。從柯林頓時期的網路繁榮與自由貿易，到布希面臨的網路泡沫以及 9-11恐怖攻擊事件，再到歐巴馬的房貸危機、金融改革與長期量化寬鬆政策，乃至川普的減稅與保護主義，以及拜登對後疫情時代的救援與基礎建設投資，每一次政策轉向都牽動股市、債市與匯市的走勢。對於投資人和全球經濟而言，理解美國總統政策與金融市場的動態關係，已然成為必須重視且持續追蹤的課題。